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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反貧困歷程及經驗

 [摘 要] 從1921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歷程。百年征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抓住反貧困這一主題,并將其融入、貫穿于實現現代化的全過程。從剛成立時面對物質資料極度匱乏條件下反貧困的艱難起步,到新中國成立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通過廣義反貧困實現減貧事業翻天覆地,從改革開放時期逐步建立常態化反貧困工作機制實現減貧事業日新月異,到進入新時代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圓滿收官,完整演繹了把人民至上作為始終堅守的根本立場和價值依歸的中國共產黨,始終聚焦反貧困,篳路藍縷、砥礪前行,從“站起來”“富起來”再到“強起來”,消除絕對貧困,創造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減貧奇跡,譜寫了一部波瀾壯闊的反貧困史。 
  [關鍵詞] 中國共產黨;百年;反貧困;減貧;歷程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人初心和使命的必然要求,其核心要義就是把人民至上作為始終堅守的根本立場和價值依歸。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帶領廣大老百姓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開辟社會主義道路,開創性地提出了“四個現代化”偉大綱領來擘畫小康之路,開辟了依托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奪取中國反貧困全面勝利的新紀元。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通過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國家動員減貧奠定了基礎;通過土地制度改革,為解決溫飽進而擺脫貧困提供了保障;通過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為集中力量解決貧困問題提供了組織合力。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通過分步實施推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推動減貧戰略、區域開發式扶貧戰略、綜合性扶貧攻堅戰略、整村推進與“兩輪驅動”扶貧戰略等,逐步建立了常態化的減貧工作機制,減貧重心實現了從救濟式到開發式、再到參與式的重大轉變,中國扶貧開發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全局出發,將脫貧攻堅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開啟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減貧新征程,創造了我國減貧史上的最好成績,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貧困與反貧困理論,構建了中國特色減貧制度體系,譜寫了人類反貧困歷史新篇章,為中華民族和世界人民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 
  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的百年反貧困史,見證了黨帶領中華民族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共產黨百年反貧困的不懈探索和輝煌歷程,是一本生動的教科書,讓我們回望過去,更加堅定信仰信念,自信自覺;讓我們遠眺未來,更加敢于擔當作為,開拓進取,為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努力奮斗! 
  一、聚焦土地斗爭推動反貧困(1921—1949年)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新中國成立的28年間,國民黨統治下的舊中國生產力極度落后,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極度貧困。加之帝國主義肆意侵略、掠奪中國,封建主義貪婪剝削底層人民,中國人民大眾赤貧化加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性質成為這個階段中國貧困問題的根源所在。作為一個具有先進性的政黨,在帶領全國人民擺脫貧困的同時,時刻防范國民黨反動統治者的打壓遏制,這一階段的反貧困實踐明顯具有與后期截然不同的表現和特征,是中國共產黨反貧困工作的“艱難起步”。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深刻認識到舊中國面臨的貧困問題歸根到底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剝削制度造成的,正如毛澤東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小農經濟是不穩固的,時刻向兩極分化,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1]中國共產黨清醒意識到舊社會的剝削制度導致物質資料生產極度匱乏、生產方式極度落后、生產力極不發達的中國,無法擺脫貧困的困擾。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發表《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盵2]因此,中國共產黨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貫穿這一階段反貧困工作的主線,在辛亥革命失敗與社會結構急劇波動的背景下,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致力于推翻封建統治、消滅剝削制度,使勞動人民蘊藏著的巨大革命潛力得到釋放,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以制度變革來實現反貧困的推進,喚起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一)通過開展土地斗爭來解決農民的貧困問題 
  “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這是小學生的常識。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盵3]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農民之所以貧窮,根源是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度,只有給貧困農民以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貧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占中國總人口數不足10%的地主和富農占據著中國50%以上的土地,而占據人口大多數的貧農、雇農和中農只能共同占有極少部分土地,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極度匱乏成為導致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中國共產黨對農村土地政策進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第一個關于土地問題的文件《中國共產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明確:“要徹底變革中國的土地制度,必須肅清一切崩潰混亂的舊社會關系”。從1928年到1947年,中國共產黨不斷探索土地斗爭的路徑方式,在不斷吸收革命經驗中曲折前行。1928年,湘贛邊界政府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規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929年,毛澤東主持制定的興國縣《土地法》在井岡山《土地法》基礎之上作出了一個根本性的修改,將“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同年7月,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土地問題決議案》,提出:沒收地主土地和富農多余土地,但保留自耕農的田地。此后,中國共產黨又領導貧苦農民相繼于1931、1942和1947年進行了一系列土地斗爭,探索了適合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結構與發展狀況的土地政策,制定了一系列與時俱進的土地規章與法規。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頒發了第一個徹底的、完整的土地革命綱領——《中國土地法大綱》,明確主張:“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把土地分給缺乏財產的農民以及其他貧民”,并賡即在新中國成立后,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明確廢除舊中國維持了兩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至此,土地斗爭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中國廣大農民群眾擁有了生產資料,農業產出得到了一定提升,農村貧困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 
  (二)通過自力更生破解包夾封鎖造成的貧困局面 
  面對日本侵略軍瘋狂“掃蕩”和國民黨“防共溶共限共”的包夾封鎖,中國共產黨經受了嚴峻的考驗。為了堅持抗戰,打破貧困局面,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黨政軍生產動員大會上首次提出“自己動手”號召。[4]1940年,面對國民黨的經濟封鎖,為了保證陜甘寧邊區軍隊和機關學校人員的衣食需要,毛澤東發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5]此后,在1942到1943年,毛澤東多次發表重要講話,鼓勵號召廣大軍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黨中央也進一步確立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發展路線。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根據地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生產大競賽活動,在資源匱乏、土地貧瘠的環境下,實現了增產和豐收??梢哉f,在國民黨統治封鎖下,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對改善民生的高度重視,讓農民獲得土地,充分調動生產積極性,群眾的貧困問題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取得了反貧困事業的勝利。 
  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反貧困取得的重要成果,既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艱辛探索的結果,也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反貧困事業積累了大量經驗:第一,聚焦土地斗爭積累了反貧困的扎實物質基礎。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廣大農民群眾,從“打土豪、分田地”開展土地斗爭入手,均等化全國土地資源,堅持白手起家、自食其力,讓中國廣大農民群眾擁有了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推翻了封建土地制度,破除了持續幾千年的貧困根源,完成了土地所有制變更,積累了深入推進反貧困的物質基礎。第二,加強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這一階段注重在端正思想路線的基礎上,制定和貫徹執行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在反貧困工作中,始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始終堅持艱苦奮斗、自立自強推進反貧困的精神品格;始終堅持培育和發揚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這就使得中國共產黨能夠始終受到人民真心的擁護和支持,能夠使自己不斷地從群眾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從而克服反貧困道路上的各種困難和風險,贏得決定性勝利。 
  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廣義反貧困(1949—1978年) 
  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后,同步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群眾開展反貧困工作,這是中華民族“站起來”的底線。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國家剛從戰爭中恢復,積貧積弱,貧困普遍存在,我們所有的發展都是為了解決吃飽穿暖的問題,全國人民都是扶貧對象。這個階段,我們通過低水平福利普遍減緩貧困,各種農業基礎設施、“五?!敝贫?、民政制度、教育衛生醫療制度紛紛建立??偟膩碚f,這也是扶貧工作服務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工業發展極度不平衡,東部地區僅12%的國土面積擁有70%的工業。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的長期禁運把中國經濟與國際市場相隔離,再加上自然災害頻發,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水平總體低下,大部分人民群眾仍處于生存貧困狀態。中共八大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面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變化,通過持續推進反貧困工作,將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為工業強國,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新的目標。在該階段,中國共產黨仍然把繼續深入推進土地制度改革作為反貧困抓手,旨在將封建土地所有制變更為農民所有的土地制度。1950年國家頒布《土地改革法》,明確農民擁有土地,實行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的雙重政策,促進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1953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國約有3億無地少地的農民獲得了約7億畝土地。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還主要圍繞兩個方面作了探索。 
  (一)制定緊急救濟計劃和建立自上而下的民政救助體系 
  中國共產黨借鑒蘇聯實行國家保障型社會保障制度,即“國家—單位保障制”,政府通過帶有救濟性質的措施對生活困難群體進行補貼,提供暫時性和補償性的救助,側重強調社會保障政策是對“不幸者的慈善”。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明確“勞動者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舉辦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群眾衛生事業,并逐步擴大這些設施,以保證勞動者享受這種權利”,成為這一時期農村社會保障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和指示,其后通過《1956—195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等文件,落實了農村五保政策以及初級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民政部門通過設立專項資金以實物救濟為主,對農村特困群體與受災群眾進行救助,救濟對象主要是無勞動能力、無人撫養或贍養的五保戶。 
  救濟式扶貧方式契合了當時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的社會現實。截至1952年,全國152個城市常年得到定期救濟的人口達120多萬,部分城市享受社會救濟的人口高達40%。據統計,1950—1954年間各級政府發放的救災救濟費將近10億元,1955—1978年間則達到了22億元。[6]這些救災、救濟款項主要解決臨時生存需要,但也使絕大多數貧困戶得到了基本生活保障。 
  除了“輸血式”救濟外,中國共產黨也開始致力探索長遠的“造血式”反貧運動,包括擴大農民對土地的占有權和使用權,在全國開展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交通條件和灌溉設施,在全國建立了農村信用合作體系,發展農村基礎教育和農村基本醫療衛生事業等。[7]從反貧困成效來看,我國小學在校生規模從1949年的2439.1萬人,增加到1975年的1.5億人;初中在校生規模從1949年的83.2萬人,增加到1978年的4995.2萬人;平均受教育年限,1950年只有1.79年,到改革開放初期已經達到5.74年;平均預期壽命從1960年的43.7歲提高到1978年的65.6歲,[8]可以說這一階段的反貧困實踐在教育、健康領域的成效最為顯著。 
  (二)致力于解決城鎮職工失業問題 
  失業是造成規模性致貧的重要因素,中國共產黨從妥善安置失業人員和積極開展就業培訓以促進就業兩個方面開展城鎮工人失業救濟,以保障城鎮職工的基本生活,避免因失業致貧。首先,通過國有化運動完成了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形成了公有制企業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雇傭了99%的城市勞動力,1958—1960年期間,全國凈增職工2868萬人,75%在工業部門就業,其中64%集中于重工業部門,以就業導向夯實了反貧困基礎。[9]其次,設立基本生活資料的定量供應制度、充分就業制度、較為平等的工資分配制度。另外,企業福利的供給也在某種程度上補償了城市工人的低工資,有效縮小了就業人口中的收入差距。1950年政務院頒布了《關于救濟失業工人的指示》和《救濟失業工人暫行辦法》,依據“勞資兩利”的方針妥善安置失業人員以避免工廠、企業倒閉,產生更多的失業人員,并且鼓勵工廠、企業積極發展生產以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按照“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就業方針,開展各種形式的就業培訓班,提高失業勞動者的政治文化水平和職業技術能力,促進失業工人的再就業并增強他們自身抵御貧困的能力。 
  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30年時間里,領導全國人民在百廢待興的新中國開展以社會救濟為重點的反貧困工作。這一階段的反貧困成果奠定了減貧的物質基礎,也形成了重要的反貧困經驗:第一,以社會稀缺資源占有和支配實現對社會保障的基本兜底。黨和政府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糧油統購統銷、教育統一錄取、就業統一分配等一系列手段,獲得了對社會中絕大部分稀缺資源的控制和支配權,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公有制。特別是這一階段通過互助合作有效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確保農民能夠維持生計,反貧困在農村取得了巨大進展。第二,以穩住城鎮就業基本盤為前提維護經濟社會發展穩定大局。就業不僅是民生問題,而且是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不僅與普通城鎮群眾的生活密切聯系,更與穩定發展的大局息息相關。新中國成立后,農村居民通過土地制度改革解決了基本生存問題,但城鎮居民一旦失業,在當時的經濟發展環境下就可能引發社會不穩定甚至動蕩。因此,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工作重心聚焦到失業工人的再就業上,以此實現對貧困誘因的阻斷、減緩城鎮極端貧困的發生,有效地防止了絕對貧困增加。 
 三、常態化反貧困工作機制逐步建立(1978—2012年) 
  1978年,我國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在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理念指引下,整個社會的活力被充分調動,生產力不斷提高,收入差距也隨之不斷擴大,同時容易出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貧困人群和富裕人群占比都會提高,反貧困問題的重要性凸顯。因此,中國共產黨在這一階段的反貧困主線,就是要縮小最低收入人群與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并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區間。 
  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十年時間,我國總體貧困問題得到了較大程度的緩解,但受到十年動亂的影響,改革開放以前的反貧困成效與人民群眾的訴求目標之間仍有不小差距。例如,從農村情況來看,1965年到1976年農民年平均純收入僅增長了0.55元,增長非常緩慢;[10]1978年我國糧食產量雖達到歷史最高點,但卻和1957年產量水平相當。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首次明確指出“我國存在較大規模貧困人口”“全國農村大部分地區仍處于‘貧困狀態’”。[11]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左傾路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也開啟了優化反貧困體制機制,不斷優化重點區域、重點人群減貧扶貧的新征程。我國反貧困重心也開始從救濟式到開發式,再到參與式的重大轉變。 
  (一)實施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推動反貧困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我國施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戶積極性和主動性得到有效提高,充分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減少了農村貧困人口數量。為確保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推進,中國共產黨在1982年出臺了歷史上首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明確了“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從1978年到1985年,中國共產黨通過建立和完善農村土地制度、農村金融組織發展制度、勞務輸出制度等,促進了農村經濟超常規增長,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翻了三倍,從133.6元上升到397.6元,農村社會總產值從2038億元增長至6340億元,貧困人口由2.5億下降到1.25億。此后,1991年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合法地位,不斷推進農村反貧困事業,實現了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的快速減少。 
  (二)實施區域開發式反貧困戰略 
  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推動下,大部分貧困區域憑借其自身資源條件實現了脫貧,但西部多數區域受制于較差的自然稟賦,區域性集中連片貧困問題嚴重。1982年中國共產黨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解決貧困地區的問題要突出重點,應集中力量解決十幾個連片貧困地區的問題?!盵12]1986年5月,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成立,1993年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1986年6月,黨中央明確強調:“改變貧困地區的面貌,最根本的是要依靠當地人民自己的力量。各級政府應該給予一定的扶持,這種扶持應當著眼于提高貧困地區人民依靠科學技術,自力更生發展經濟的能力?!盵13]至此,全國各省地縣三級扎實貫徹黨中央部署,陸續成立了專門的扶貧機構,并確立了相應的扶貧職能。其后,18個集中連片的貧困帶和一批國家級、省級貧困縣得以劃定,專項資金安排、優惠政策出臺、基礎設施建設和特色產業培育,增強了各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從1986年到1993年,“老、少、邊、窮”地區脫貧被列入國民經濟“七五”發展計劃,黨中央扶貧戰略政策著力突出“區域發展帶動”和“開發式扶貧”。 
  (三)實施綜合性扶貧攻堅戰略 
  1994年《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出臺,中國共產黨向全世界莊嚴宣布,用進入新世紀之前的7年時間,基本解決當時中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同時也明確了扶貧開發的基本途徑、主要形式等具體規定。[14]從1994年到2000年,黨中央大幅度增加扶貧開發投入,制定了一系列確保扶貧開發到村到戶措施,建立了資金、任務、權利、責任“四個到省”的扶貧工作責任制,建立了東部沿海地區支持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扶貧協作機制,并推行教育衛生扶貧、科技扶貧、生態移民等多項扶貧舉措,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由8000萬下降到3209萬人,基本解決了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 
  (四)實施整村推進與“兩輪驅動”扶貧戰略 
  2001年,中國共產黨制定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確立將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592個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作為扶貧主戰場,以15萬個貧困村為扶貧對象,全面實施整村推進的參與式扶貧。2007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全面實施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至此扶貧開發政策與生活保障制度相互補充,正式形成“兩輪驅動”扶貧戰略。到2010年,我國絕對貧困人口減少到2688萬人,向消除貧困的目標邁進了一大步。2011年黨中央頒布《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作為對上一階段扶貧工作的補充。從2001年到2012年,黨領導全國人民大力實施“一體兩翼”減貧戰略,在解決了大多數貧困群體溫飽問題的同時,緩解了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趨勢,促進了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特別是“十一五”時期,重點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實現了翻一番,從1723元增長至3273元,貧困人口減少了近4000萬人,為我國減貧事業健康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這個階段的反貧困工作,重要經驗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堅持形成減貧合力,統籌推進反貧困。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施了推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推動減貧、區域開發式扶貧、綜合性扶貧攻堅等,逐步建立了常態化的反貧困工作機制,堅持保障性政策與開發式扶貧相結合,將政策兜底作為脫貧的基本保障,將扶貧開發作為脫貧致富的主要抓手,既保障了貧困人口的基本物質資料需要,又強調了貧困人口在扶貧開發中的主體作用。同時,推動形成政府主導、多元參與的扶貧格局,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積極性,主動參與、融入我國扶貧開發工作,形成減貧合力。第二,堅持走適合中國國情的反貧困道路。鄧小平多次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我國的現代化就是要“把標準放低一點”,在首先擺脫貧窮的基礎上達到“小康水平”,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初步目標”;在此基礎上,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時間,接近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鄧小平特別強調,“中國式的現代化”目標對于發達國家來說雖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雄心壯志,是一個宏偉的目標”。正是由于堅持走適合中國國情的反貧困道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四、決戰脫貧攻堅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12—2021年) 
  新時代打響脫貧攻堅戰不是偶然。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農村實行了包產到戶政策,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實現了溫飽,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但是,邊遠地區、民族地區、革命老區,特別是深度貧困地區的老百姓,受自然條件和歷史、現實因素的影響,無法擺脫貧困,生活仍然很困難。此外,盡管我們黨逐步建立了常態化的反貧困工作機制,但每輪扶貧攻堅下來,都會剩下幾千萬當時標準下的貧困人口,貧困縣也因為扶貧標準不斷提高,不僅沒有摘帽,而且數量在增加,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突出。如何讓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成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面對的重要課題。 
  (一)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 
  從2012年10月到2017年10月,黨中央扎實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圍繞“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實行開發式扶貧和救助式扶貧的雙軌并行扶貧機制。提出了貫徹落實“六個精準”“五個一批”的具體要求及實踐路徑,明確了在限定時間內完成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的目標任務。這一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性緊迫性艱巨性,明確了目標任務,確定了基本方略,要求采取超常規政策舉措,強化保障措施。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領導、親自部署下,反貧困制度安排從上而下,迅速落地落實。全國連片特困地區分縣名單及其說明在全國共劃分了11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作為新階段扶貧攻堅的主戰場;《關于做好新一輪中央、國家機關和有關單位定點扶貧工作的通知》確定了新一輪定點扶貧結對關系,第一次實現了定點扶貧工作對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的全覆蓋?!吨泄仓醒?、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目標?!督⒕珳史鲐毠ぷ鳈C制實施方案》提出構建精準扶貧工作的長效機制;《關于建立貧困退出機制的意見》提出注重脫貧質量,堅決防止虛假脫貧。 
  伴隨著脫貧攻堅戰的全面打響,一系列反貧困舉措精準落地,致力于從物質和精神層面推進貧困群眾減貧脫貧:一是注重精準扶貧精神理念的宣傳,將扶貧新理念、新技術、新產品等帶到基層,帶動農村地區創新創業和脫貧攻堅。[15]二是扶貧更扶智,解決貧困人口的文化貧困和精神貧困。[16]三是根據貧困地區資源優勢因地制宜制定精準扶貧政策,培育能帶動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經濟實體,確保反貧困工作的精準性和實效性。
  (二)聚焦深度貧困地區穩步攻堅克難 
  從2017年10月到2019年10月,在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基礎上,黨的十九大明確把精準脫貧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意義的三大攻堅戰之一,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決戰決勝貧困的信心決心。習近平總書記在這一時期,反復強調抓好落實,要求盡銳出戰,集中力量攻克深度貧困堡壘,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提高脫貧質量,加強作風能力建設,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防止數字脫貧虛假脫貧。2017年黨中央對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工作作出全面部署;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強調“聚焦深度貧困地區和特殊貧困群體,突出問題導向,優化政策供給,下足繡花功夫,著力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深度貧困地區反貧困工作,為全國反貧困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到2018年底,我國完成870萬貧困人口的搬遷建設任務,大部分搬遷人口實現脫貧。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末的9899萬人減少至1660萬人,累計減少8239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的10.2%下降至1.7%,累計下降了8.5個百分點。[17] 
  (三)決戰決勝脫貧攻堅 
  從2019年10月到宣布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中國共產黨對脫貧攻堅作出新的重要部署并強調,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在這一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決戰決勝、一鼓作氣,繃緊弦加把勁,防止松勁懈怠。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對全面脫貧帶來的新挑戰,黨中央召開專題會議,全面總結脫貧攻堅成就,分析問題和困難,明確要求克服疫情不利影響,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脫貧攻堅,確保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疫情防控系統下脫貧攻堅的工作路徑在于“特”“防”“長”,采取特殊政策實現“三區三州”等特困地區、特困人群脫貧,防止返貧和新的致貧,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2020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陜西考察時強調: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比蝿?,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指明了方向。2021年2月25日召開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8年攻堅,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 
  “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痹谌珖撠毠钥偨Y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驕傲自滿、松勁歇腳,必須乘勢而上、再接再厲、接續奮斗”,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后,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也是反貧困工作進入第二個百年的新起點。鞏固和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一個關系大局的重大問題。要切實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各項工作,讓脫貧基礎更加穩固、成效更可持續。此外,做好鄉村振興這篇大文章,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破解相對貧困,開啟反貧困新征程的新起點,其深度、廣度、難度都不亞于脫貧攻堅,更需要完善政策體系、工作體系、制度體系,以更有力的舉措、匯聚更強大的力量,以農業農村現代化助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宏偉愿景新征程。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反貧困實踐大氣磅礴,脫貧攻堅的扶貧規模之大、脫貧力度之大、減貧成效之大在世界上都是絕無僅有的。我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為世界減貧事業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為人類減貧提供了重要經驗:一是堅持黨的領導,為脫貧攻堅提供堅強政治和組織保證;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三是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形成脫貧攻堅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動;四是堅持精準扶貧方略,用發展的辦法消除貧困根源;五是堅持調動廣大貧困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發脫貧內生動力;六是堅持弘揚和衷共濟、團結互助美德,營造全社會扶危濟困的濃厚氛圍;七是堅持求真務實、較真碰硬,做到真扶貧、扶真貧、脫真貧。這些重要經驗,是我國脫貧攻堅的理論結晶,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中國化最新成果,必須長期堅持并不斷發展。 
  五、結語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反貧困史,既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懈探索中國特色反貧困道路的奮斗史,也是持續積累中國反貧困經驗和取得巨大反貧困成就的輝煌史。中國共產黨領導反貧困的全面勝利,彰顯了我們黨始終如一的為民情懷,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突出優勢,反映了中華民族始終頑強奮斗的精神風貌,體現了全國各族人民百尺竿頭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信心決心。 
  中國共產黨百年反貧困史與我們黨的發展歷史密切相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日起,就堅持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使命,致力于反貧困工作,通過長期艱辛奮斗取得反貧困重要成果。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團結帶領廣大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實行“耕者有其田”,幫助窮苦人翻身得解放,奪取了中國革命勝利,為擺脫貧困創造了根本政治條件。新中國成立后,面對百廢待興的局面,以及人民群眾積貧積弱的普遍貧困,黨從國家發展全局高度,圍繞解決溫飽問題進行反貧困實踐探索,為擺脫貧困、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堅實基礎。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如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縮小處于最低收入人群和平均水平的收入差距,成為扶貧工作的重點。黨團結帶領全體人民分步實施大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扶貧開發,逐步建立了常態化的減貧工作機制,中國扶貧開發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經過8年奮戰,取得了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梢哉f,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貧困事業,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實現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并進一步實現強起來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和理論指引。 
  [ 參 考 文 獻 ] 
  [1]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03. 
  [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9. 
  [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2.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110. 
  [5]金沖及.毛澤東傳(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633. 
  [6]崔乃夫.當代中國的民政[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67-68. 
  [7]朱小玲,陳俊.建國以來我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歷史回顧與現實啟示[J].生產力研究,2012(5). 
  [8]王小林.新中國成立70年減貧經驗及其對2020年后緩解相對貧困的價值[J].勞動經濟研究,2019(6). 
  [9]張明龍.我國就業政策的六十年變遷[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10). 
  [10]張靜如.中國當代社會史(第3卷)[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11]張磊.中國扶貧開發政策演變(1949—2005年)[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62.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40. 
  [13]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科委關于考察大別山區匯報提綱的通知[A].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6(19).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77. 
  [15]檀學文,李靜.習近平精準扶貧思想的實踐深化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2017(9). 
  [16]王志章,韓佳麗.貧困地區多元化精準扶貧政策能夠有效減貧嗎?[J].中國軟科學,2017(12). 

  [17]國家統計局.2018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386萬[EB/OL].國家統計局網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15_1649231.html,2019-2-15.

  (作者蒲實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報刊社副總編輯、研究員;袁威系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四川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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